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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線城市人口流動格局分化:京滬在放緩,廣深正提速

2019年12月17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劉美琳  

2014年開始,連續多年的京滬常住人口年增量大幅高于廣深的趨勢終止,四大一線城市內部的人口流動格局趨于分化。

始于2017年的人口之爭中,新一線城市戰果頗豐。與此同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座傳統一線城市悄悄迎來人口流動格局的新變動。

12月14日,《北京人口藍皮書·北京人口發展研究報告(2019)》發布。藍皮書指出,2015年以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規模不斷下降,連續三年負增長,常住人口規模也呈現“兩連降”。

與北京情況類似,上海常住人口雖在2018年略有回升,但近年亦呈下降趨勢,2015年、2017年常住人口分別減少10.4萬、1.4萬。

實際上,這與京滬實行嚴格的控制人口政策息息相關。近年來,北京、上海嚴控建設用地建設規模,同時疏解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以疏解人口。北京設立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設立雄安新區,承接非首都功能轉移。上海則提出,要強化與長三角城市群、長江流域協同發展。

不過,廣州、深圳卻呈現出人口激增的態勢,近五年以來常住人口規模均保持在15萬以上的增幅。以2017年為例,這一年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分別減少2.2萬人和1.4萬人,廣州、深圳分別增長45.5萬人和62萬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上述趨勢在2014年已經開始顯現。2014年至2015年間,廣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年增量先是小幅超過上海,而后迅速拉高短期內再次超過北京。自此,連續多年的京滬常住人口年增量大幅高于廣深的趨勢終止,四大一線城市內部的人口流動格局趨于分化。

京滬人口流向廣深?

近年來廣深常住人口增長提速,與京滬控制人口是否有關?對此,多位受訪專家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二者存在一定關系,但關系多大值得商榷。

在民生銀行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應習文看來,二者關系如何,要先具體考察離開京滬的到底是哪些人。他認為這一群體可劃為三類:原本可以留京滬但新政出臺后難以在京滬落戶的年輕人,因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流出的產業工人,提供一般技能的服務業人員。

三類人群離開京滬后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第一類流出人口更容易落戶,前往廣深發展的可能性較大。但第二類往往流向產業疏解地,即京滬周邊。第三類則可能流向京滬周邊、回老家或前往廣深。”應習文表示,從這個意義上講,京滬流出的人口,在廣深的流入人口中占比應該不大。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區域經濟研究室主任李健贊同上述觀點。他從產業變遷角度觀察分析認為,近年來廣深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是珠三角自身的產業轉型。

“我在深圳調研時發現,有許多人實際上是從中西部城市來到深圳就業的,如成都、武漢等地。”李健認為,正是因為轉型過程中產生了大量就業機會,廣深才呈現出人口大量涌入的態勢。

另外,李健也曾見證過上海產業轉型過程中的人口外溢。2012年,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園區產出密度,上海市松江區曾推出了 “三個50”的標準,即投資強度不低于50 萬美元/畝、土地價格不低于50 萬元/畝、畝均稅收產出不低于50萬元/畝。“當時有許多達不到標準的企業遷往了無錫和常州。產業走,人也跟著走了。”

除了廣深承接部分人口外,京滬所在的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地區也在大力承接外溢人口。應習文指出,這種外溢效應亦是中國下一階段城鎮化帶來的必然趨勢。京滬承載力接近極限后,原來的虹吸效應就會變為外溢效應,從而由單極的超大城市過渡到城市群模式。

京東集團副總裁沈建光也認為,不必過于擔憂京滬的逆城市化現象。這不意味著中國城鎮化紅利的消失,相反,在觀察到一線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時,中國城市都市圈已經形成。這說明中國城市群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培育現代化都市圈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推動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極。

城市人口天花板有彈性

翻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本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可以發現,四大一線城市均明確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標。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廣州提出控制在1550萬人以內,深圳則提出預期目標為1480萬人。

上述城市人口“紅線”是如何得出的?李健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城市人口容量主要依據水土資源、能源供應等資源綜合承載力計算得出。這同樣符合“木桶效應”,一只水桶能裝多少水取決于它最短的那塊木板,每座城市的人口極限一定程度上亦取決于自身的制約因素。

以上海為例,水資源短缺限制了其人口承載力。雖然上海瀕臨長江與東海,水系十分發達,但限于環境污染和地面沉降等原因,是全國36個典型的水質型缺水城市之一,全市可利用的淡水僅占地表水資源的20%,人均水資源量分別是全國和世界人均值的40%、10%。

基于現有技術水平,自然資源條件在短期內無法克服,但城市規劃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可進一步擴大人口容量。

位于日本東京鬧市區內的六本木新城,正是在有限條件下通過合理規劃釋放城市容量的案例。這是一座集辦公、住宅、商業設施等為一身的建筑綜合體,建筑間與屋頂上大面積的園林景觀,在擁擠的東京都成為重要的綠化空間,已成為舊城改造、城市綜合體的代表項目。

“六本木新城的人口密度非常之高,但依舊做到了保證生活質量,實現人地協調。” 李健告訴記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人口極限實際上是一個彈性概念。一座城市在理論上能容納多少人,在學術界亦有爭論。

因此,雖然面積在四大一線城市中墊底,深圳未來的人口潛力仍為多位受訪專家看好。李健指出,所謂的行政區劃是可以通過制度創新突破的,比如深圳在與汕尾共建深汕特別合作區。

至于生活配套方面存在的師生比低等問題,深圳也正在努力改善。

“深圳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在產業發展上非常成功。未來,深圳也會越來越成熟。就像東京過去提出的‘成熟社會’概念,一個成熟社會不可能僅是一個生產空間,未來公共服務和生活配套都要跟上。”李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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